梅新育：提振印度经济动力请自善待中资始
前言：
本文以“《提振印度经济动力，请从善待中资开始》”为题刊发于今天（2019.9.5）《环球时报》，英文版也将很快刊发。受版面限制，《环球时报》删削较多，这里贴出原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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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两篇读书随笔，供参考：
2019.9.5
振印度经济动力请自善待中资始
梅新育
一、印度经济减速及其根源
印度经济病了，国内外市场对此颇为关注。在宏观层次，印度经济增长已经连续5个季度减速，最新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该国经济增长率下滑至5%，为近6年来最低水平，不仅低于上一季度的5.8%，也低于市场普遍预测的5.7%；整个上半年印度经济增长率为5.4%，失去了全球增长最快经济体的头衔，《印度时报》更声称印度正处于“建国以来最为持续的增长衰退”之中。[1]
在微观层次，印度最知名老牌民族企业塔塔集团的塔塔汽车（Tata Motors）虽然在2019年《财富》全球五百强排名第265位，但亏损额高达41.22亿美元，在《财富》全球五百强上榜亏损企业中亏损额排名第五，远远高于戴尔、美国邮政、家乐福等营业收入排名大大高于它的公司。
印度经济连续明显减速，是其国内外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从印度所处的全球经济环境来看，国内外分析人士普遍指出了今年世界经济贸易减速、中美贸易战又对此雪上加霜等等因素；我认为，从经济周期长波的角度考察，更重要的是世界经济贸易已从2014年前后步入可能延续10年左右的低增长期，1990年代及本世纪初全球经济贸易全面、持续、快速增长的好时光已经过去，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全面重现。
在印度国内，一系列体制、结构方面的问题也制约了印度经济增长潜力转化为现实：
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制约了国内消费这个印度经济增长最大驱动力量的持续扩张。
“土地私有制+农地租佃”体制组合从多个方向加大了征地的难度，或是形成了不利于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逆向激励。
“法治”深陷误区，悬而未决的积案如山，2010年底印度法院待审理积案就多达3100万起，按当时速度仅审理完毕这些积案就需要320年时间，[2]这种积案累累架空法律的情况至今没有根本改观。
教育滞后导致印度众多年轻人口不能成为现代产业的合格劳动力，“人口红利”很大程度上停留于纸面，印度政制、社会传统又造成其教育结构失衡，高等教育超前发展而基础教育严重滞后，再加上规定大学要保证一定低种姓和少数民族学生入学的逆向歧视政策，……所有这一切，都严重损害了印度人力资源的培育。
……
二、换个视角看待印度经济减速
毋庸讳言，印度经济确实是在连续明显减速；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减速是在此前实现了连续多年较快增长的基础上出现的减速，正是此前连续多年的较快增长，使得印度经济在南亚区域的优势显著提升；连续多年较快增长后的减速虽然不可避免，印度目前的增长率虽然重新跌落到低于中国的水平，但仍然高于世界多数国家，而且印度经济仍然存在进一步实现较大增长的潜力，莫迪政府推行的商品及服务税（GST）税改、废除穆斯林男性只需三声“塔拉克”（Talaq）即可休妻等经济社会改革也有助于发掘其经济增长潜力。
对比印度与南亚第二大国巴基斯坦，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印度经济在南亚区域优势上升的趋势。印巴分治以来，巴基斯坦人均国民收入/GDP本来长期高于印度，直至1980年，“发展十年”的岁月早已远去，而且经历了第三次印巴战争和东西巴分治的重创，巴基斯坦人均GDP（385美元）仍然远远高于印度（276美元），印度人均GDP仅相当于巴基斯坦的72%；但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20年里，除个别年份外，印度实际GDP增长率一直高于巴基斯坦，推动其人均GDP于2007年超越巴基斯坦，到2017/2018财年，印度GDP相当于巴基斯坦的比例已经上升至824%。[3]倘若没有2013年提出实施的中巴经济走廊计划，使得印度人均GDP指标对巴基斯坦的优势从2012年的18个百分点缩小至6个百分点，印度经济总量相对于巴基斯坦优势还会更加突出。有鉴于此，印度经济连续明显减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这个贸易伙伴。
此外，莫迪政府在第一个任期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带来了一些阵痛，但对印度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长期利好。最突出者莫过于商品及服务税（GST）税改，前总理曼莫汉·辛格等权威人士对此举造成的中短期经济冲击大加挞伐，但正是这一改革使得印度有史以来首次形成了全国统一市场；印度国内对此举的负面抨击，不排除有其国内党争的因素，作为外部观察者，我们需要冷静、客观审视。
三、提振印度经济突破口何在？
面对经济增长减速，如何提振印度经济动力？首要一点应该是制定合理的经济目标坚定不移地追求执行。印度政府制定了成长为“五万亿美元经济体”的计划，我赞赏这一计划表现出来的发展雄心，但在与印方高层人士交流的过程中，我感到，印方在此框架下提出的一些目标自相矛盾，不可能同时实现。如印方目标之一是国内消费达到4万亿美元规模，以国内消费为经济增长主动力符合印度现实与传统，但以国内消费为增长主动力也意味着其经济增长提速必然带来货物贸易逆差、经常项目收支赤字扩大。那么，究竟是希望优先实现经济较快增长，还是优先实现压缩贸易逆差，印度决策层需要作出明智的取舍决断，并坚定地持续执行。
在此基础上，改善商业环境应该是印度优先选择的突破口，且印度有必要突出重视对外资企业改善商业环境。因为国内外商界一直对印度商业环境的缺陷啧有烦言，而外商直接投资对印度产业发展、弥补经济增长提速必然带来的货物贸易和经常项目收支赤字扩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商业环境存在严重缺陷，对印度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有好处的项目长期受阻，甚至被彻底搅黄，这方面案例不胜枚举：
2005年，韩国浦项制铁公司（POSOCO）与印度政府就在奥里萨邦建设年产1200万吨钢铁厂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折腾八年，惹出大堆剪不断、理还乱的社会矛盾，征地工作仍旧停滞不前，浦项制铁不得不取消建厂计划。
2006年，印裔企业家掌控的世界最大钢铁企业安赛乐-米塔尔公司（ArcelorMittal）与印度政府签署建设两座千万吨级钢厂的协议。但经过7年折腾，只有卡纳塔克邦一个候选地大致确定了用地，钢厂所需的焦炭、基础设施都没有着落，另外两个候选地奥里萨邦、恰尔肯德邦更是没有一项能够确定。面对这种局面，这种效率，米塔尔公司不得不于2013年宣布放弃印度建厂计划。[4]相比之下，米塔尔公司与湖南华菱钢铁合资的华菱海马汽车薄板厂，从双方产生意向开始洽谈，到完成谈判、政府审批、征地、建设、完工投产，仅仅花费了4年半时间。
……
近年来，印度在招揽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过多依赖于单方面大幅度提高成品关税的强制性手段，逼迫厂商为豁免高关税而在印度设厂，对改善商业环境着力远远不足。这种做法无助于真实提高印度效率，存在抬高印度国内成本和通货膨胀压力等负面经济效果，对印度各级政府改善公共服务有负面激励，而且涉嫌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也会损害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老成员方接纳印度加入的意愿。
归根结底，互利是国际经贸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东道国与海外投资者之间只有平等互利才是可持续的关系。在其回忆录《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李岚清同志讲了这样一件事：
改革初期刚刚开始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时，我方许多谈判者因缺乏经验、害怕吃亏而往往一心只考虑我们单方面的利益。1979年中方与法国雷诺汽车公司谈判时，我方一连提了多项要求，包括技术转让及其价格、培训、外销比例等等；对方听后，承认其中不少要求原则上是合理的，别的要求也可以接受或可以谈判，但向中方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没有提到同你们合资对我方有什么好处呢？”[5]
此事给中方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也正是通过不断努力改善本国商业环境，才能迅速成长为全世界名列前茅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大国。我们的经验，欢迎印度和其它贸易伙伴汲取。
中国愿意积极参与印度的经济发展，愿意与印度伙伴分享自己的经验教训；综合各方面情况，相信善待中国投资者最能向世界各国投资者显示印度改善商业环境的决心与实际行动。提振印度经济动力，请自善待中资始。
（2019.9.4，仅代表个人意见）
[1]《环球时报》，2019年9月2日，第11版。
[2]梅新育：：《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第二章，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
[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和中国外交部数据整理计算，其中1980—2012年数据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2017/2018财年数据分别引自中国外交部网站“国家和组织”栏目对应国家的“国家概况”项目。
[4]这是我2014年6月在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考察时，该公司印籍总经理告诉我的。
[5]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第259—2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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